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进促稳”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创新。“以进促稳”是对全局工作的要求，不能孤立地分析，而是要放到中央对经济工作部署的整体语境中去看待，要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领会和研究。
怎样从理论高度理解“以进促稳”
要与“硬道理2.0版”联系起来看。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一个重大概括，相对于“发展是硬道理”，加入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要求，是一个“硬道理2.0版”。“硬道理”是相对一些模糊的认识而言的，鲜明地指出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主要路径，毫不含糊地指明新时代的发展主题。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的升级，只有通过动能转换才能实现，这就必然要求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也就是要始终依靠“进”更新和增强发展的动能。
要与经济工作指挥棒联系起来看。明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就是明确了各项工作最大的指挥棒，也是提出“以进促稳”的最基本逻辑所在。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目标任务的推进落实，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经济上不去，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央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其中“聚焦”二字，是最清晰的导向，也就是不管哪个领域、哪个层面的工作，都要看是否与指挥棒的方向相一致，都要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对此要从政治高度加以看待，绝不能有本位主义的理解。
要与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以后遇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在当前依然存在，表现为经济活力不足、风险隐患较多、社会预期偏弱的“新三重压力”。因此，“稳”的着眼点需要放在缓解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上，当前最优先的是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而“进”的着力点要放在增强经济活力上，其内涵包括抓经济工作的姿态要进取、要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等，重点是以经济结构的加快转型促稳，以发展质量的稳步提高促稳，以重大改革的持续突破促稳。
要与“先立后破”联系起来看。“先立后破”是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先提出的，2023年将之上升到宏观调控的基调中，但内涵是一致的，即作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基本遵循。“先立后破”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并不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群体提的。在“以进促稳”的杠杆平衡点更多侧重于“进”的基础上，“先立后破”更多起到在“进”的过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用。总之，在执行层面，落实“以进促稳”就是要多做加法、少做减法，落实“先立后破”就是要先做加法、后做减法，二者在逻辑和内涵上是完全贯通的。
要与高水平安全联系起来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重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规律性认识和指导思想部分都作了强调，特别是如何认识“高水平安全”问题，需要和“以进促稳”结合起来学习。稳定和安全都是发展的底线。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发展，如果停留在原地筑城垒墙，也许能暂时挡住外来的攻击，但同时也会拦住自己发展的道路。一味地防和堵，是守不住安全的，也不能真正维护好稳定的环境。中央无论是部署“双循环”的宏观布局，还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工作，都强调了内外联通问题，都阐述了“自主”和“可控”间的关系，对此要深入理解。只有用发展的思维看待问题、用进取的办法解决问题、用开放的视野开拓创新，才能真正守住稳定和安全的底线。
站在历史的纵深看，“以进促稳”对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这一提法，将“进”和“稳”的辩证关系提升到全新层面，把“进”作为“稳”的基本实现路径，并将“改”和“调”内化在“进”中，实际上就是拓展了传统的稳定观，提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基于动态平衡的、更高水平的“新稳定观”。这种稳定观，澄清了一些模糊的理解和认识，打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和担忧，释放了坚定清晰的信号，为凝心聚力抓经济、促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氛围。
“以进促稳”的重要载体
落实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宏观调控基调的创新外，在方法论上的两大创新，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是落实“以进促稳”的重要载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至不亚于财政、货币政策。
第一个重大创新，是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近年来根据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的重大要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2022年则明确要求“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按照这一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牵头建立了政策文件评估机制，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均需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评估。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该机制已经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
近年来，一些对预期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除经济政策外，还有不少是非经济领域的政策。一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出台的时机不恰当、个别内容的表述不严谨，就可能对市场心理带来冲击。也有的政策从单个看是合理的，但当多个政策叠加时，就可能产生合成谬误，造成政策信号不一致的理解。而一些对重大部署片面理解、机械执行、过度执行的行为，由于不顾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只知道在本地区、本领域“单打一”甚至单兵突进，会破坏政策的平衡，甚至可能扭曲宏观调控的信号，这是很有危害性的。因此，加强对非经济政策的前端管理，避免对经济的收缩性、抑制性效应，是当前迫切需要抓好的工作。
第二个重大创新，是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这也是该项工作首次进入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近年来，每逢中央重大会议召开、重大政策出台的关键时间节点，舆论场上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解读声音。其中一些解读没有正确把握政策精神，有的片面认识、只取一隅，有的盲目推测、放大问题，有的渲染恐慌、危言耸听，更有的别有用心、春秋笔法，给经济工作和发展大局带来干扰。这些片面、错误解读和带节奏言论的危害巨大，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预期造成很大影响，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意味着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舆论引导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关键是要牢固树立“政策宣传解读与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理念，真正将之放到全局工作的重要环节，从观念到方法进行全面更新，切实增强应对舆情的能力和水平。要对如何唱响光明论、唱好光明论进行深入研究，更好把握舆论规律，客观、真实、深入分析经济数据，全面、及时、准确传递政策信息，探索行之有效的引导方式。
（作者系董煜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2-26 董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