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标志着机器与人之间的信息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互动的实质是“控制”，人发出指令给机器来控制机器生产出人想要的信息和产品，而随着机器智能水平提高，可能的未来是机器反馈信息来控制人类的思考和行为。
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曾写作《人有人的用处》一书，讲述了消息与通信设备的运行原理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书中提到可以制造一部机器，“其智能就是人的智能的复制”。在当时看来，这一论断显得有些“唐突”，而在今天看来，这一论断体现了科学家的“洞见”。
18世纪以来的人类工业革命历程表明，技术进步具有不可逆性，因为技术对生产力的提升是巨大的，这种诱惑力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具有复杂性，因为技术并不能必然普惠地造福多数人，而且技术既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制造杀戮。对人工智能技术来说，这两方面特征尤其突出：一方面，全世界都在快马加鞭地推动这一新技术更新迭代；
另一方面，面对这一新技术进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又明显低估与失控。
人工智能有人工智能的用处。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可以替代大量重复性、模式化的内容生产劳动，比如写作项目计划书、简单的作曲、绘图、翻译，而在新闻工作领域，一般性的消息写作、体育新闻写作、财经新闻写作等，乃至评论文章，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分析人工智能替代的这类内容生产，大多具有标准化程度高、逻辑化程度高、创意化程度低、情感化程度低的“两高两低”特征。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各有各的用处。比如人工智能现在被大量应用到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翻译配音中，高效率、低成本且准确度好，但有趣的是，电视剧主角的配音还是要由人工翻译来做，究其原因，机器翻译缺少情绪张力，难以彰显主角的个性魅力。这充分说明，技术虽强，可通“有理之理”，但对“无理之理”——人类的情感与灵动，依然有着明显的不可逾越之界。
人工智能的用处要服务于人类。诺伯特·维纳在讨论新技术新机器的发展时，特别强调“要关心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人工智能的用处在于减少人类的劳动时间，而不是增加人类的劳动强度；在于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封闭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可以确定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健康水平的“坐标轴”，X轴是劳动质量标准，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人类的就业越来越难、劳动强度越来越大，那就不是健康的发展；Y轴是精神生活标准，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人的视野越来越狭隘、情绪越来越固化与极化，那就不是健康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用处要由人民掌握。人类的概念是抽象的，人民的福祉是具体的，人工智能的用处要能够服务于人类，关键在于能够服务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仅仅让极少数人受益。具体来说，既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少数资本家谋取私利的工具，也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少数强势者控制世界的武器。既不受资本裹挟也不受权力驱使的技术才是属于人民的技术。为此，要防止完全由资本掌控人工智能技术，防止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保障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明确的社会视角与人文精神，避免资本或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控制，应由政府和社会力量联手把握方向，确立人工智能技术的普惠精神与可控原则，实现科技向善的内在价值追求。
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显学”，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不必“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对其巨大风险也应当正视，亦不必“当作新的灾难来反对”。毕竟，人有人的用处，人工智能有人工智能的用处，对人类社会来说，“如机器的人”与“如人的机器”都是可怕的，重要的是把握好各自的行为边界，坚持以人的用处来统领人工智能的用处。
（胡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来源：南方传媒研究 7-18 胡钰
